由于用工模式較為復雜，網絡主播、快遞小哥和網約車司機等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保障問題成為熱點
“與人方便”的他們，權益如何保障？
外賣小哥的忙碌，成就了市民便捷的生活。長沙晚報全媒體記者 黃啟晴 攝
長沙晚報全媒體記者 李廣軍
近年來，隨著“互聯網+”平臺經濟的發展，網絡主播、網約車司機、快遞小哥等大批新就業形態出現。數據顯示，我國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已達8400萬人。
“豎屏時代”觀看刷屏直播、一鍵點擊網約車快捷到達、足不出戶美味送貨上門……便捷生活的背后，離不開新就業形態勞動者“與人方便”的身影。由于勞動關系模糊、平臺用工有待規范等原因，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保障問題越來越引發大眾關注。
近日，記者就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權益保障等問題進行了走訪。據了解，由于工作性質，他們在遭遇職業傷害時往往保障不足，自身的風險承受能力也相對較弱。此外，勞動關系認定不易、工傷認定難、相關法律法規有待健全等各類權益保障難題逐步凸顯。
網絡主播：光鮮亮麗后的維權難題
這些年，直播行業迎來了迅速發展，各種新穎的直播形式層出不窮，頭部主播名利雙收。但另一方面，大量主播并不如鏡頭前的他們那樣光鮮亮麗，也面臨著維權難題。
2021年8月，小美與長沙某傳媒公司簽訂《藝人經紀合同》，約定該傳媒公司擔任自己演藝活動的經紀和經營管理公司，自己則在該公司于互聯網平臺上運營或指定的公會進行直播。2022年5月，小美從公司離職，雙方發生糾紛。小美于是向天心區法院起訴，請求確認自己與長沙某傳媒公司之間存在勞動關系。
天心區法院經審理后查明，原被告之間簽訂的《藝人經紀合同》中對直播的平臺、內容、范圍、時長、收益分配、業務接洽、考勤管理制度等以及主播個人的姓名權、肖像權、演藝事業所產生的作品知識產權歸屬等均進行了約定。
天心區法院作出一審判決，確認小美與某傳媒公司自2021年8月20日至2022年5月20日期間存在勞動關系。此案經長沙中院二審維持原判。
本案一審承辦法官譚小松表示：“本案中，明顯可以看出小美從事用人單位安排的有報酬的勞動；小美提供的勞動是用人單位業務的組成部分；工作中，小美受到用人單位的勞動管理，接受用人單位的規章制度的約束，具有人身上的從屬性和經濟上的從屬性，雙方構成勞動關系?！?
譚小松提醒，新就業形態從業人員一定要增強法律意識，在與用人單位建立勞動關系時，要注意保存好相關證據，以免在申請勞動仲裁或訴訟時面臨缺少證據無法舉證或舉證能力較弱的困境。
記者在采訪中也了解到，實踐中并非所有的網絡主播與直播平臺或經紀公司建立的均為勞動關系，部分網絡主播自愿選擇工作時間、相對不受工作規則控制，其對平臺的從屬性減弱、用工關系的穩定性明顯降低，呈現出靈活用工的特點。但即便網絡主播與直播平臺企業或經紀公司之間不屬于勞動關系，亦應有相應權益保障——網絡主播作為依托互聯網平臺就業的新就業形態勞動者，若其不完全符合確立勞動關系情形，但平臺企業或經紀公司對其進行了勞動管理，亦應保障其相應權益，如逐步推動納入最低工資和支付保障制度范圍、推動完善休息制度、完善基本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相關政策、強化職業傷害保障等。
外賣騎手：風馳電掣下隱藏的高風險
在城市街頭巷尾，經常可以看到外賣小哥風馳電掣般行駛。給人帶來便捷的同時，碰撞、刮擦、摔倒等交通事故時有發生。
2022年7月，李先生在某科技公司找了一份送外賣的工作。每天風雨無阻、起早貪黑，工作雖然強度大，但每月收入還算可以。同年9月，在配送外賣的過程中，李先生發生交通事故，受傷后再未進行外賣配送。后來李先生與公司之間因是否存在勞動關系而產生糾紛，經勞動仲裁后訴至芙蓉區法院。
法院認為，《勞務合同》雖約定某科技公司與李先生之間系勞務關系，但雙方均符合我國勞動法律法規規定的主體資格，李先生亦接受該公司對其工作時間和工作內容的安排，其從事的外賣配送也是該公司業務的組成部分，并通過外賣配送獲得報酬。李先生的報酬雖由外賣平臺支付，但因某科技公司系外賣平臺的合作方，可視為系第三方代該公司支付。從上述事實可以看出，李先生與某科技公司之間具有管理和被管理的人身依附性，亦具有經濟從屬性，符合勞動關系的法律特征，故不應受《勞務合同》約定的羈束，進而應認定雙方存在勞動關系。
平臺合作商往往將配送業務層層外包給各類業務外包公司，拉長用工鏈條。而部分企業作為平臺的合作方運營部分站點的配送業務，與配送員訂立形式上的《勞務合同》，實際卻直接對配送員進行勞動管理。在勞動者主張相關權益時，該部分企業通常否認與勞動者之間存在勞動關系，將《勞務合同》當作規避相應法律責任的“擋箭牌”。此案主審法官閆靜表示，對于此類的“隱蔽勞動關系”，不能簡單地從雙方之間的約定進行判斷，而應當具體考察配送員是否接受公司的工作安排和勞動管理、配送員對工作安排能否自主決定變更、配送員是否獲得相對穩定的報酬等因素，依法確認勞動關系，切實維護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勞動保障權益。
突發意外：平臺被判擔責兩成
記者采訪中發現，在芙蓉區法院審理的另一起案件中，外賣騎手突發意外去世，平臺被判擔責兩成。
李某生前從事同城配送服務，系某公司“閃送”平臺的閃送員，其入職前與某公司簽署《合作協議》約定：雙方僅建立商業合作關系，不存在勞動關系；在合作過程中患病或者工作期間負傷，配送員應自行承擔相關責任，與公司無關。有一天，李某在配送過程中突發疾病在路邊暈倒，被群眾發現通知120救護車送醫搶救，被診斷為腦干出血、高血壓病3級（極高危），住院4天后醫治無效死亡。李某親屬以提供勞務者受害責任糾紛為由起訴某公司，要求賠償各項經濟損失118萬余元。
芙蓉區法院經審理認為，根據《合作協議》約定，李某作為某公司“閃送”平臺的配送員，在完成配送收派任務后由公司支付勞動報酬，并對其進行管理。同時，《合作協議》亦明確對配送員的工作內容存在制約，對配送員實施獎懲機制。故法院認定李某向某公司提供勞務而非合作，雙方形成勞務關系。
提供勞務一方因勞務受到損害的，根據雙方各自的過錯承擔相應的責任。本案中，李某作為外賣騎手，在駕駛電動自行車配送過程中未注意自身身體狀態，在患有高血壓病3級的情況下仍持續高強度的工作導致自身突發疾病，應承擔主要責任；某公司在招募騎手時未要求騎手提供體檢報告，也未組織騎手定期進行體檢及安全培訓，未盡到必要的管理責任，應承擔次要責任。綜合本案案情，某公司應當對李某的合理損失承擔20%的賠償責任。經核算，法院一審判決由某公司承擔20%的賠償責任即23萬余元。
針對此案，法官提醒，平臺公司應積極承擔社會責任，不能僅僅以約定商業合作關系的方式來規避自身責任；應做好騎手的安全教育培訓和提示提醒工作，給騎手安排入職體檢等健康檢查；還可以為騎手主動投保商業保險，分攤意外風險。另一方面，騎手等新業態從業人員，應增強安全意識，遵守交通法規，切不可為了爭分奪秒視自身風險不顧；更應注重自身身體健康，量力而行。
律師建議：結合本行業特點訂立合同
與網絡主播、外賣小哥不同，在網約車行業，司機與平臺之間存在較大的靈活性和自主性。與傳統的出租車行業相比，網約車司機可以自主決定工作時間和接單數量，平臺通常不對司機進行直接管理和控制，雙方之間更像是一種合作關系，而非傳統意義上的雇傭關系。
2023年3月初，易先生下載某出行平臺App，注冊成為杭州某公司出行平臺的網約車司機。《用戶服務協議》載明，平臺與易先生之間建立的是商業合作關系，雙方不存在用人單位與勞動者之間的勞動關系，不受勞動法律法規調整。易先生營運期間，因“服務態度不佳”“語言騷擾辱罵乘客”“中途甩客”等原因被平臺處置、扣款，從2023年6月起在其他平臺做網約車司機。隨后，易先生將公司告上法庭，要求公司返還扣款并補償其未簽訂勞動合同造成的損失等。
岳麓區法院認為，根據《關于確立勞動關系有關事項的通知》第一條之規定，本案中杭州某公司長沙分公司是以互聯網技術構建的服務平臺，整合乘客出行供需信息后向易先生提供乘客乘車信息，易先生接收到相關信息后有權決定是否回應；易先生有權自行決定是否接單、自行決定何時開始接單以及在何地點接單，不受該公司的勞動管理，具有充分的自主權；且該公司不向易先生發放固定工資、不購買社保等，易先生不受該公司管理和支配、無需服從公司的勞動分工和安排，雙方之間沒有構成法律上的勞動從屬關系，故雙方之間不存在勞動關系。法院駁回了易先生的訴訟請求。
湖南天楚律師事務所執行主任李志員建議，新就業形態下的用工主體，應結合本行業特點，實事求是與勞動者訂立合同，既便于雙方之間法定權利與義務明晰，也利于新業態行業的健康發展。同時，為減少勞動關系確認糾紛、降低簽約解約時的法律風險，勞動者在簽訂合同前，應仔細閱讀合同內容，明確合同性質與自身的權利義務?！靶杼貏e關注合同中有關工作時長、內容、薪酬結構、解約條件與違約金等關鍵條款，避免條文內容模糊、約定的違約金過高等情形出現。在實際工作時，對于用工單位的工作安排、考勤排班、工資發放、培訓開會等，做好留痕和證據保留，以備不時之需?！?
來源：長沙晚報
